应牛配政治奇葩，还是政治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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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四年（1519），朱厚照亲自下旨，让奉天威武征讨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率军队南下，去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南征队伍刚离开北京，王守仁的捷报已经送来了——宁王朱宸濠之乱在汀赣巡抚王守仁的吊打下，仅持续43天即宣告失败，宁王本人也成了王守仁的俘虏。

镇国公朱寿决定把捷报压下来，一行人继续南下。

与此同时，朱寿身边的人赶紧找来王守仁，让对方“识趣”些，把朱宸濠放了。等镇国公朱寿大军抵达后，再行俘虏。

碍于镇国公朱寿的神威，王守仁无奈，只能将擒获的宁王朱宸濠以“献俘”的形式，押送南京，交镇国公朱寿重新体验一把抓宁王的乐趣。随后，在朱寿及其部将的“围攻”下，宁王朱宸濠二度成为俘虏，论罪伏诛，废除封国。

奉天威武征讨大将军朱寿到底官居几品？放眼当时整个大明王朝，官员们都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但对于领衔主演朱寿的那个人，官员们无不五体投地，表示臣服。

因为，朱寿就是明武宗本人。

▲明武宗画像。图源：网络

关于明武宗朱厚照，历来颇有争议。有说他为人绝顶聪明，通晓多国语言，是为一代明君。也有人认为其强抢民女，放荡不羁，沉溺玩乐，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在小说、戏剧和影视中，他更是被疯炒的热门IP。

不过，关于他的“好命”这一点，所有人都保持一致的观点。

作为大明王朝成立以来的第十位皇帝，朱厚照打小就是父皇认定的皇位继承人，并且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与之抗衡。

他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从出生开始，就经历着后宫的腥风血雨，直到其父明宪宗驾崩之后才得以告一段落。或许是童年的磨难，让明孝宗不得不重新审视皇帝与后宫妃子的关系。在明孝宗的“爱情观”中，有一人相伴即可。因此，明孝宗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奉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终其一生，明孝宗与皇后之间也才诞下了两个皇子，其中一子早夭。如此，朱厚照就成了明孝宗遗留下来的唯一成年皇子，自然也就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

如此的好运，他能不浪吗？

作为大明第一家族，父母对独苗朱厚照的溺爱，可想而知。在皇帝老爸的安排下，朱厚照两岁就被立为太子。从4岁开始，在父亲的亲自调教和引导下，一步步规范言行举止，学习经史子集。

为了避免朱厚照受宫廷奢靡享乐之风的影响，明孝宗更是在尚书马文升的提议下，杜绝太子朱厚照参与一切宴乐活动。宫宴、曲戏、元宵烟火等都在此范畴。

而这些，对于极度宠爱太子的明孝宗来说，还远远不够。

于是，在朱厚照9岁那年，明孝宗又给他找来了杨廷和、吴宽、费宏等当世名家为其讲学。这群讲官中，杨廷和少年成才，曾参与编撰《明宪宗实录》；而吴宽、费宏都是殿试状元出身，经筵史集烂熟于胸。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在这群讲官和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朱厚照少时即喜读书，且善作诗。按《国榷》的说法是，“挥笔辄就，曾不构思”。这说明他下笔成章，思维敏捷。

朱厚照本人生性好动，喜骑射。针对这一点，明孝宗其实很早就看出儿子的顽劣，但出于将其培养成朱元璋、朱棣等雄主的美好愿景，也并未过分限制。

照理，像朱厚照这种经名师调教、能文能武的太子，稍加些时日，必大有可为。然而，事情到这里发生了转变。

根据史书记载，身为太子的朱厚照自从出阁读书起，每日都是重复做着研读四书五经、祖训遗言的学问。而长期单调地做着同一件事情，任何人都会产生厌恶，但身为太子的他，不仅不能停下来，甚至连厌恶都不能表露出来。在老师们的敦促下，他必须做出“色容庄谨”的姿态。每次授课完成，还得按照礼仪，起身作揖，答谢讲师。

长期的束缚与规训，在他的潜意识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对那些重视礼教的官员的憎恨乃至报复的心理，只等着发芽。

弘治十八年（1505），36岁的明孝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皇位理所当然由皇太子朱厚照继承，是为明武宗。

当年，明武宗仅有15岁。按照古代男子20岁加冠才算成年，明武宗登基时还是“小孩子”。

而明代赋予皇帝的权力却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明武宗刚即位就做出些出格的事情，明孝宗临终前特别安排了大学士刘健等人辅政，并叮嘱他们：“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

知子莫若父！没了父亲约束的明武宗一登基就有些飘了。从前，在明孝宗及东宫诸位老师的约束下，宫廷的奢靡享乐之风对其影响还有限。而如今身为天子，他拥有绝对权力，想玩，想搞事，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

对于新主子的心思，自明武宗为太子时即在身边侍奉的那群太监又怎会不知？当时，以刘瑾为首的八大太监（时称“八虎”）最是了解新皇帝想放飞自我的心理。在他们的“苦心”安排下，明武宗终于可以摆脱束缚，扮演除皇帝以外的其他身份，或为小贩，或为平民，带领小太监穿街走巷，观奇赏异，充分满足自己内心缺失了十多年的对大明社会的好奇。

不过，在封建君主的专制时代，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并非事事可以随心所欲。在日渐成熟的行政生态系统中，皇帝更多时候不过是充当调解各方矛盾的最高仲裁。何况，“代天巡狩”历来都是对中国帝王最基础的要求。代替神仙掌管人间，本来就需要营造一种神秘感，如今皇帝公然在太监的唆使下，自贬身份，甘于平凡。那群受命辅佐明武宗的大臣，又岂能袖手旁观呢？

于是，从六科给事中、通政司到六部、内阁，满朝的文官纷纷指责皇帝的不当言行；同时，对于“八虎”的曲意迎合、阿谀奉承，嗤之以鼻，并要求皇帝罢黜他们。

对明武宗而言，平衡各方势力是身为皇帝必做的事情。但如果应允了朝中那群顾命老臣的意见，势必会让自己再度陷入厌恶的礼教束缚中。而如果偏袒身边宦官，虽有昏君之嫌，却能让自己握有与大臣抗衡的力量，使朝中态势不致影响君权。打起小算盘后，明武宗遂对忧国忠君者的肺腑之言，充耳不闻，反而任凭宦官把持朝政，对抗强势的文官集团。

当时，在明孝宗遗留下来的内阁中，除李东阳一人仍忍辱负重在朝中独立支撑外，刘健、谢迁因屡遭诬陷，处处受明武宗冷落而被迫辞官。当年建议明孝宗让朱厚照出阁读书的吏部尚书马文升，也因例行裁汰官吏，开罪“八虎”，被勒令退休。而德高望重的兵部尚书刘大夏，下场更是悲惨。性格耿直的他，因历数宦官罪恶，年逾古稀仍被判处流放充军。

总之，在明武宗正德初年的这场政治风波中，因皇帝本人想要加强皇权，曾经辅佐明孝宗开创“弘治中兴”的那群老臣，通通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明武宗本人信任的宦官和武将。

但即便做了这么多，紫禁城这个憋闷的“牢笼”，对明武宗的影响还是全面的。要想彻底摆脱宫廷对自己的束缚，要么退位让贤，要么利用手中的权力彻底逃离。

明武宗选择了后者，在皇宫之外的豹房单独居住，并要求各级官吏的奏折，需差人送往豹房。

关于豹房的作用和具体方位，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明武宗设立的专供打仗使用的“总参谋部”，也有人认为这是明武宗找个借口继续享乐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用来豢养老虎、狮子的皇家动物园，短暂代替了紫禁城，成为天子日常起居的住所。

由于明武宗的放任，皇帝身边的“八虎”权势熏天。八虎中，宦官马永成主持东厂，谷大用控制西厂，全面掌控帝国内最具实权和监督权的要害部门。当时京城甚至流传着一句歌谣：“大臣赶着内官拜，厂里校尉系銮带。”

为了规劝皇帝早日走回正道，科道言官从未放弃上奏弹劾“八虎”专权。然而，明武宗对此置之不理，任由事态继续发展。

“八虎”的猖狂，尤以刘瑾为甚。

在明武宗的默许下，刘瑾开始插手国库赋税收缴。他委派自己的亲信到各地去直接收取商税，并给每个亲信都安排了额度任务。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各级官吏在商税领域上吃亏空的现象大幅减少，这令各级官吏气得牙痒痒。

刘瑾发现，在京城周边，有不少百姓因为农田被官僚地主侵占，而被迫沦为农奴，生不如死。经他的建议，明武宗决定从官员手中强行夺过土地，纳入皇庄，使京城土地兼并之风，戛然而止。

为了加大对帝国官员的监察，获得皇权特许的刘瑾，又在锦衣卫和东、西两厂之外，再设第四个特务机构——内行厂，只听命于明武宗一人。内行厂的职责除了监督官吏外，还凌驾于东西两厂以及锦衣卫之上，负责监察他们。

但即便到了这种地步，刘瑾仍不放心。他要求所有言官每天到衙门上班前，必须到他指定的亲信处报到，否则一律以缺勤罢官免职。

就这样，刘瑾不仅彻底得罪了文官集团，也动了“八虎”中其他成员的蛋糕，引得大家伙对他咬牙切齿。

恰在此时，一个大明郡王的叛乱，将刘瑾送上了死路。

正德五年（1510），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的后裔、安化王朱寘鐇在自己的封地安化（今甘肃庆阳）打出“诛刘瑾”的旗号造反。本来明代藩王造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明武宗的直系祖先燕王朱棣就是个造反篡夺皇位的君王。但自朱棣以后，明代藩王实力被削弱，郡王在亲王的管束下，更是只有吃皇粮的命，如今胆敢打着消灭刘瑾的名号造反，此事非同小可。

尽管，明武宗贪玩不爱搭理朝政，时常放权“八虎”胡作非为，但此次矛头直指刘瑾的藩王叛乱，还是引起了他的重视。他紧急下令命泾阳伯神英、游击将军仇钺等会同都御史杨一清率领京营官兵以及陕西等地各路明军，共讨叛军，并加派“八虎”之一的权宦张永前往甘肃督战。

不过，安化王却没有燕王神威，军队还没获什么特别战绩，就彻底败亡，前后历时仅18天。

事后，经查明，此次叛乱与刘瑾奉旨查勘屯田、编审屯粮有关。负责此事的巡抚安惟学为了讨好刘瑾，在编审屯田时，做了手脚，大肆搜刮银两，供刘瑾挥霍。最终导致士兵哗变，并被安化王加以利用。

对于朝臣的奏报，明武宗将信将疑。不过，被明武宗派去甘肃的宦官张永回来后，也坐实了刘瑾的犯罪事实。

当初张永离京之际，明武宗曾着戎装亲自相送。这一幕恰巧被同受皇命赴甘肃平叛的文官代表杨一清看见。刘瑾的崛起，早就让“八虎”集团内部变得不那么和谐。杨一清于是趁机做了张永的思想工作。

▲杨一清画像。图源：网络

杨一清对张永说:“公亦上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藩宗乱易除，国家内乱不可测，奈何！”言外之意，皇帝是肯定相信你的，安化王叛乱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但你想想刘瑾的所作所为，居然能够让一个混吃等死的郡王都恨得起来造反，可见刘瑾是多大的祸害。

最终，听懂了杨一清言外之意的张永，从甘肃回京后，在明武宗召见他时，趁机将刘瑾做过的坏事捅了出来。当晚，刘瑾即成阶下囚。

但在杀不杀刘瑾的问题上，明武宗犯了难。他始终不愿意相信刘瑾真的有篡位之心。他决定网开一面，亲自率人去查抄刘瑾家。谁知，一查吓一跳，在刘瑾的私库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还有龙袍玉带、盔甲武器。刘瑾最终被判处极刑，西厂、内行厂相继被废除。

百官原以为，杨一清计杀刘瑾一事可以引起明武宗的注意，重新回归朝政，好好打理祖宗江山。但对于明武宗而言，刘瑾虽然借着他的权势，将朝廷上下搞得乌烟瘴气，但好歹也帮他抵挡了很大一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

没了刘瑾，江彬、张永等人又成了明武宗身边的新贵。

江彬，宣府（今河北宣化）人，原为大同游击将军。史书记载他“魁硕有力，善骑射”。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因不满明武宗统治，在京城附近发动起义。明武宗调边军勤王，江彬亦在此列。因他作战勇猛，得明武宗赏识，收为义子，入值豹房。

在江彬等人的怂恿下，从正德九年（1514）起，看厌了京师风景的明武宗就开始谋划逃离京师的计划。

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明武宗决定微服“巡视”居庸关，先到北京近郊的长城一线领略边塞风光。但此举遭到了负责镇守居庸关的御史张钦的极力反对。无他，皇帝万金之躯，宗庙安危系于一身，万一出事，自己纵然有十个脑袋也赔不起。但明武宗并未搭理他。张钦只能紧锁城门，逼退明武宗。半个月后，听闻张御史不在居庸关，明武宗再度驾临居庸关，并由此走向宣府、大同等长城一线。张钦得知后，率人追赶不及。事后，明武宗不但不罪责于他，反而关心起他的近况。

其实，明武宗去往宣府、大同的微服巡视或许并不简单。从15世纪末开始，蒙古一带的达延汗与满都鲁汗的遗孀满都海成亲，继承了满都鲁领地，并以此为基地，发展实力，翦除其他势力，再度整合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实力大增。他同时联络亲明的朵颜三卫，并派兵多次骚扰大明边境，似乎一切有如当年也先南侵的预兆。故明武宗抛下政务巡边，亦有未雨绸缪的意思。

到了宣府的明武宗发现，普通士兵都会对将军比较忠诚。为了跟士兵们增进感情，拉进彼此的关系，明武宗又给自己发明了个好玩的头衔：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这回总算可以听士兵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将军，好好地过一把从戎瘾。

明武宗没想到的是，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就在他巡边期间，蒙古鞑靼部小王子居然亲率5万（号称）大军攻打应州。闻讯，明武宗亲率大军驰援。此战，在《明实录》和《明史》皆有记载，被称作应州大捷。《明史》称：“冬十月癸卯，驻跸顺圣川。甲辰，小王子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

然而，从时间上来看，此战前前后后开打近5天，投入兵力数万，双方伤亡兵力却甚少，着实诡异。据《明实录》记载，“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我军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可知打了5天的明军不但没捞着什么好处，反而折进去了几百号人，就连明武宗也差点步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后尘。这其中是否有造假的嫌疑呢？

可以肯定的是，应州战役确实存在，而且从结果上来讲，是一场胜利。因为在明武宗去世后，大臣给他写的《尊谥议》中有这样一句话：“自丁丑迄于庚辰，属边境之不宁，致皇舆之远狩，天戈至止，月捷频闻。”即便有吹捧皇帝的嫌疑，但在最后的盖棺论定上，大臣们都认可他的战绩。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造假？这大概跟文官集团与明武宗之间的直接矛盾有关。因为，在此数十年前，明武宗的曾祖父明英宗也是个贪玩的家伙，御驾亲征不但把明成祖朱棣时期留下的大明精锐尽数断送，自己也到蒙古部落做起了俘虏。而今，明武宗再度“发扬”明英宗亲征精神，将明朝拉入一个让文官们觉得相当危险的境地。为了守护大明江山，限制君主权力，他们明着不行，在青史上留下几笔不满的言语，倒还可行。

除此之外，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可算是明代文官集团最满意的皇帝。就像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桢所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明武宗好歹从小由圣君明主以及文官大儒教导，在他们心中，做儿子的就应该向老子看齐。但明武宗在位这些年，所作所为，让人大跌眼镜。因此，如果将一场大捷改为一场败仗载入史册，是否又能起到规劝明武宗以及警醒后世大明皇帝的作用呢？